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远去台湾？
当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时，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自然会想到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一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
而此时此刻，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身在北平的胡适也正处于彷徨之中。
1948年9月16日，胡适离开北平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会议。这次会议是本年3月所选出来的81位院士首次集会（实到者40余人）。23日，在蒋介石、翁文灏、张元济等人讲话之后，胡致答词说：今日是中国学术界值得纪念的日子，院士中有30余岁的壮年，也有寿高八旬的老前辈，今日聚首盛会，同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之成立，令人欣慰无似!并表示，愿以励人策己，传继衣钵，光大学术，与众共勉。胡适此行在南方共住36天，先后应邀到武汉、杭州等地讲学。此外曾见过蒋介石。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均取得辉煌的战绩：9月23日解放济南，10月15日解放锦州，其他华北、华东的蒋军也都处于被包围之中。国民党不仅军事上失败，经济上也已出现大崩溃。
11月2日，东北也解放了。就在这个时候，所谓“抢救胡适”的行动开始了，国民政府特派陶希圣从南京飞到北平，敦请胡适代替翁文灏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其事之经过，据陶后来回忆说：忽一日清晨，“总统”官邸电话来要我马上来见。我赶往黄浦路官邸，蒋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旋即命陶速往。
陶希圣赶忙回家收拾一个手提箱，即往飞机场，等候军用飞机起飞。因徐州会战激烈，改道青岛，当晚飞机到西直门外的北苑机场降落。那时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因此飞机场全部息灯。陶从飞机上摸黑下来，上了交通车，进了西直门，才看到万家灯火。他先到护国寺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随后叫了一部人力车到北京饭店，已是夜里10点钟了。陶饿了一整天，于是先到餐厅吃饭。餐厅里还有乐队演奏，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但客人只有他一人，因此一曲终了，他还得鼓掌。他回忆到此时说：“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饭后陶希圣上楼回房，即打电话给胡适。胡一接电话甚是吃惊，说道：“希圣，你怎么又来了？”
陶回答说：“我来了，有事奉商。”
胡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
电话接通后，陶便赶到东厂胡同胡适家。首先是说明来意。胡回答道：“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谈到后来，胡适开玩笑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
陶也打趣地说：“您若是做总统，我谋个小差事。”
胡问干什么差事?
陶回道：“我想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胡适说：“你就做正秘书长嘛!何必屈就副的？”
陶说：“那不行，正的太忙。”
初次见面，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上午8点多，胡适专程到北京饭店看望陶希圣。
陶说：“这里不好谈话，新闻界朋友一知道我来了，就会来这里。昨夜约定今早仍然在您公馆见，哪知道您亲到这里？”
胡适郑重其事地说：“你这次来，是背着黄包袱，我非来拜望不可。我们就走，到我家去。”
于是他俩又回到东厂胡同，继续会谈。会谈结果，胡适不去南京组阁，但他坚决表示说：“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会谈。
陶先用电报将胡适的意思报告蒋介石。第三天他就赶回南京去了。在他走时，胡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考证《水经注》的书稿，托他带到南京交给傅斯年保存。事实上胡适已经在作撤退的打算了。当天（11月2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从陶之突然出现于北平，要胡适这个“书生”去当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说明蒋介石此时已方寸乱矣，而国民党政权之垮台，也是计日可待了。
胡适这时的心情也处于彷徨中，何去何从似当在考虑之中。11月中旬，他应傅作义之邀，到西郊国民党华北“剿总”去讲演，题为《国际形势的观察》。宣称当前内战是世界上两种生活方式斗争的一部分。重谈自由民主与所谓集权之争等等。当他谈到暴力革命时说：“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制度不合理，应该改革，应该平等。但他们认为必须抓着政权，以少数人的意志，强迫多数人跟随着走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提倡的改革，意志很好，但错在太性急，太没有忍耐性。”从这段谈话可看出他虽反对暴力革命，但对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赞成的。从中也可看到他内心深处自相矛盾。
这时，北平已接近兵临城下，形势紧张。但他表面上还是泰然自若，每天照常到校办公。12月13日还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是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最后他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50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形势很紧张，有人传说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宣告任用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了。胡适听了之后，微笑地回答说：“他们会用我吗？”
同月14日早晨，他还没有出门，突然接到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力劝他离北平南下，并称即将有飞机来接。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内战，怎好丢开北大不管。10点到校后，又接陈之来电，称：“顷经元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胡适12点回到家里，陈又来电报催促，并请他约陈寅恪一同南下。这时清华大学进城路线已经不通，而陈早已住进城来了，但不知住在哪里?胡将此事告诉邓广铭，胡请他去找，邓遂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赶往城内，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于是，略经准备，胡、陈两家乘北大两辆汽车出发，准备出城到飞机场上飞机。但到宣武门，士兵不肯开门放行。与傅作义联系，又没联系上，于是又只好返回东厂胡同胡宅。当晚，胡表示明天如果再走不成，那就决定不走了。这天晚上，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胡、陈话别，谈话中陈寅恪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不料几小时后，傅作义亲自打电话给胡适说：“总统已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今早8点可到。”请作好准备。胡适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表示歉意。傅也表示很谅解。次日，胡适偕同夫人江冬秀；陈携其夫人及二女乘车先至勤政殿，下午3点多到南苑机场上飞机。同行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行前胡适曾致函于汤用彤、郑天挺说：“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自是想面包与自由兼得。
透过飞机舷窗，古城北平渐渐隐去，面对匆匆掠过的北国大地，胡适与众位教授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着机翼的摇晃颠簸，更是凄惶怆然，不知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当晚6点半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入城住教育部准备好的赤峰路一座招待所。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明确表示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根本不信，说：“他们会用我吗？”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胡适到南京的第二天(12月17日)便是北大校庆纪念日。这天下午，他应邀出席当地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校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他讲话时痛哭失声，会场凄凉与往日大不一样了。
这天又是胡适的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特邀请胡适夫妇为他祝寿。胡适后来回忆说：“那天总统请我吃饭。总统请客向不用酒，那天特为我备酒，我上席后才知道总统给我做寿。”见此情景，难怪胡适即使是在最危难的时候，也要与蒋站在一起了。
胡适到南京不久，便得喉痛病在家休息。有一天，他的一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晚辈乡友胡寿民去拜会他，那是一个大雪纷纷的早晨，天气很冷，客人坐定后致敬意，关切地问道：先生娘出来了没有？胡适答道：一起来的。又问：思杜兄（胡适之子）来了没有？胡适回答说：我家里书很多啊!没人看不行。书，会被人家搞掉的。说完胡适一再叹气!很凄凉地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同事，我一个人出来了，把他们丢掉了。一会儿又望着窗外迷茫的雪天，自言自语地说：前方战士打战好苦啊!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胡适当时悲惨心情!同时也说明胡思杜未随其南下，部分原因是他走得太匆忙。当时只拣了一部26回的《石头记》钞本随身带走，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带，故把他留下了。后来，北平解放后，胡思杜被调到华北大学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唐山交通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任教。1951年开始批判胡适，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报纸上发表。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同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吊自杀，死时36岁，尚未结婚。1980年11月经组织重新审查，认为他属错划给予平反昭雪。据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先生说，胡思杜之是否确死，胡适、江冬秀在世时还一直不知道。后来他哥哥胡祖望为此事曾托陶孟和的女儿陶维达，她1973年趁回国观光之便来打听过这件事。
这年阴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一起度岁，相对凄然与往年喜迎元旦的欢乐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共背陶渊明的《拟古》的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植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后何悔!”
抚今思昔，而触景伤情，二人不约而同地流泪了。
与胡适等人最终作出不同选择的是陈寅恪，他到达南京后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将他最后20年的才情挥洒在南国这片温暖而湿润的大地上。
除胡适这一批南走的学者之外，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南走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
梅贻琦等人乘座飞机是由英国人保罗·德芮肯驾驶的，这架飞机的名字叫“中国珍珠Ⅱ号”。1999年保罗·德芮肯撰写了自传体回忆录《中国珍珠》。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12月21日,我驾驶着‘中国珍珠II号’来到北平,这时南苑机场已经被占领无法使用,只得降落在城内新辟的机场。就位于永定门地坛祈年殿旁,当时机场上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五六个人（记忆有误，实际上有24位教授登机——作者注）,我们让他们立刻登机。在升空后我刻意绕飞北平城一圈,当天大雪纷飞,全北平成为银色世界,由空中俯瞰故宫,层层迭迭的黄色屋顶覆盖着积雪,许多人看了都红着眼圈啜泣着。这次一别我要到20年之后才能回来,而他们大部分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故都风华了。当天下午飞机顺利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我听见梅校长对记者说因为北平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3000磅,所以无法带更多的教授出来；我在一旁听后很诧异,其实我们还可以装一倍以上的人,但在北平的机场明明就那么几个人在候机,何来跑道太软之说?我感觉是许多教授学人不愿离开北平,梅校长觉得对蒋介石不好交待,只好用这个理由搪塞。”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国民党的所谓抢救学者的行动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百倍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
1949年春，国共双方酣战的炮声已是隔江可闻的时候，身处无锡的钱穆便下定了南渡的决心。在离开江南大学前，周围亲友力劝钱穆不要离去，可惜他早已独断于心，去意已定。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不过，看到各方挽留之情殷殷，恐拂众人好意，钱穆只得藉“春假旅行”名义脱身。其实，钱氏此行真是很为仓促，他自称为“仓皇南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过沪时，同乡兼江南大学同事许思远前来送行，认定“秋间时局即定”，建议钱穆到广州暂避一时，并盼9月间二人能有重晤之机。后来钱穆回忆，许氏当时的心态颇代表了一些人的想法，“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然而，钱穆此时的心情显然与时人不同。颇耐人寻味的是，南下广州后，身在华侨大学任职的钱穆一本学者性情依旧向国民党残余政权进言，“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可惜的是“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关于此一小节，美国学者邓尔麟指出，“当时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力邀知识分子反共，然而钱穆则劝他们热心办教育”，“钱穆的主张仍是要国家统一独立，而不要分裂或是倒向苏联或美国”。然而事与愿违，那时根本没有人会考虑钱穆的建议。不过，从以上种种现象观察，钱穆的南下行为还是反映出他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南渡”时，他对国民党政权仍然抱有幻想。
客观地说，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的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人民解放军攻破为止。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然而146天的电波召唤，并没有挽回吴有训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中国政府成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郭沫若之下。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吴宓没有走，他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