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我们此次赴美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小组造访的最后一站。
从旧金山乘城际列车奔驰约40分钟后，一个叫帕尔帕诺的小站便停在了眼前。小站上熙熙攘攘，都是行色匆匆的学生。我们知道，大名鼎鼎的斯坦福到了。昨天傍晚，我们刚从华盛顿赶来。行程为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无多。我们几乎身不由己地汇入了学生们匆匆的人流。
胡佛研究所的全名是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它是斯坦福大学所属的独立机构。胡佛研究所的创办人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他本人即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后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是一位中国通。1898年12月，24岁的胡佛应清政府的聘请来中国工作，在墨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当经理兼煤矿技师。这期间，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胡华。其后，他在中国生活了15年。1913年，胡佛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开设自己的公司，成为商界知名人士。1921年起胡佛当了8年的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他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1933年任期届满，胡佛回加州致力于胡佛研究所工作，直至1964年10月在纽约病逝。
胡佛开始有计划地大量收集中国图书始于1907年。这一年，胡佛的朋友，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帕森?屈特委托胡佛在中国购买图书，特别是历史类书籍。此后几年，胡佛不单替朋友买书，自己也逐步对中国典籍发生了兴趣，购置和收藏了许多中国图书。1913年，回到美国的胡佛将在中国购买和收集的600多册图书捐献给了母校斯坦福大学。在这些图书中有不少中国典籍的珍稀版本。1919年，胡佛日益对国际事务研究产生兴趣，于是决定在母校建立图书馆和研究学会。胡佛研究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胡佛研究所形成了以收集和整理各类私人档案文献为主的学术特色。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胡佛研究所开始接受中国籍或非中国籍但从事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公务人员、军界人士、工程师、记者、学者私人捐赠的文献和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和特别收藏部”(TheModernChinaArchivesandSpecialCollections)。目前这个特别收藏部总共保存了384位个人和相关机构捐赠的档案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人的日记、宋子文档案、陈立夫和陈果夫档案。此外，与中国内部事务关系密切的档案资料还有劳切林?克里档案(LauchlinBernardCurrie，罗斯福总统派给蒋介石的私人密使1941-1942)、斯坦利?霍恩贝克档案(StanleyKuhlHornbeck，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处长1927-1937、政治关系顾问1937-1944、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诺伍德?爱尔曼档案(NorwoodFAllman，曾任美国驻华领事和律师、《申报》编辑、1937年至1941年任国务院远东处处长、秘密情报处处长)、亚瑟?扬档案(ArthurNYoung，经济学家、1922年至1928年任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1929年至1946年任国民党政府和中国中央银行金融顾问)、沃尔特?劳德尔迈克档案(WalterLowdermilk，农林业专家，此人在40年代初来华，为国民党政府做环境与农业问题的顾问)以及奥利维尔?托德档案(OliverJTodd，1935至1938年作为国际灾荒委员会InternationalFamineReliefCommission的工程师来华)等。
经过多年摸索，“现代中国档案和特别收藏部”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三种档案收集和保存类型：第一种类型，也是最主要形式，即私人捐赠的档案。这部分档案，大多是重要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后裔捐赠给胡佛研究所的。前文提到的那些档案多数属于这类档案。第二种类型是私人托管的档案文献资料。这批文献档案是私人寄存在这里的、供研究者使用的档案文献，例如蒋介石、蒋经国日记手稿，就是蒋氏家族寄存在胡佛研究所的。蒋氏家族曾表示，文物、史料是全民财产，应该留在中国，因此“两蒋日记手稿”并非捐给胡佛，而是委托胡佛整理后公布。至于手稿在美国保存的时间，蒋氏家族与胡佛达成的协议是50年。50年后再在中国寻找合适的地方存放。第三种类型是通过与档案所有者签订合作保管协定而获取的档案。这些档案文献资料原件一般都不存放在美国国内，胡佛研究所通过与原件保管者签订保管合作协议，将原件制作成缩微胶卷和复印件，缩微胶卷供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复印件则通过研究所向学者开放使用。这类档案中，最重要也是数量最大的即是国民党中常会档案，共15万个缩微胶卷，它是2003年经国民党主席连战亲自批准，胡佛研究所参与制作的。这项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中。据胡佛研究所介绍，这批档案制作完成后，该所将成为海外收藏国民党档案资料最完整的机构。
我们此次东西横跨北美大陆来到胡佛研究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探访刚刚解密不久的宋子文档案。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广东省主席，对蒋介石时代的政治、外交、经济、财政金融等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1940年开始，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在美生活了近3年。这期间，他成为中美间沟通的关键人物。宋子文本人极为注重文件的保管。因此，这3年留下的档案资料既完整又连贯，几乎不间断地存留了他与蒋介石之间来往的机密函电。蒋介石的对美意图和他在美操办事务的回复，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历史链条，披露出抗战最艰难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深层关系。宋子文在美的这些活动为中美携手、并肩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宋子文代表中国与美、英、法合作，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功地使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宋子文档案共有66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39盒)是宋家在七十年代捐给胡佛研究所的，约3万件文件。这部分档案已经在80年代中期陆续向学者开放。第二部分(19盒)与蒋介石及宋美龄有关，宋美龄在世时是不允许公开的。宋美龄去世后，这部分内容也开始提供给学者查阅、使用了。第三部分(8盒)则是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内容包括宋子文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宋子文与罗斯福总统及其他英美领袖的通讯函电、史迪威将军被美国召回的资料、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1945年中俄友好条约的建构等等。第三部分还有宋子文从1940年直到他1971年去世期前所写的私人财务记录及他与律师来往的函件。在这66盒资料中，第三部分资料中的第65盒需有专人协助才可阅览；第66盒，虽已经宋氏家族同意公开，但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美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基于美国《档案法》的规定，必须经数十年后才能公布。此次我们查阅的是宋子文档案第二、三部分，并复印了其中最核心的文件。这些资料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盟军关系；中缅印战区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战后世界格局安排；战时中国和美国、英国等盟国关系；战时中国与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关系等等，内容非常丰富。
当我们开始工作、着手复印资料时，才了解到胡佛研究所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档案管理人员看到我们摆出大量复印的样子，立即前来制止。我们被告知，必须写一份自己的研究计划，说明利用档案的目的，然后方可印制。但按规定，一个来查阅档案的学者，一年内复印量不能超过100页。这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几天停留中，可能根本印不到材料。经过“艰难”交涉，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胡佛研究所特藏部的性质。原来，大部分私人档案名义上捐献给胡佛所，但胡佛所对这些捐赠并没有所有权。其性质是代为保存。这样，如果一个研究者大量复制文献，就可能引起版权麻烦，文献捐献者会坚决反对。因此，胡佛所把维护捐献者利益放在首位。对胡佛所说来，这似乎是个悖论：既然保存材料又开放供人利用，却又要对利用者加以限制，这不是两面不讨好吗?但仔细琢磨，其中奥秘有相当的道理。原来，胡佛所正是通过这种对文献捐献者利益的维护，来确立自己的信誉，使更多的文献捐献者放心地把文献提供出来。而越多的文献捐献者将重要文献捐献给胡佛所，胡佛所就越能构成自己卓著的收藏、利用风格。胡佛所私人文献之所以越藏越多，正是这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中国民间和私人手里也握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而我们没有像胡佛所这样的机构来收藏保存它们，以致很多重要档案流落到潘家园之类的旧书市场。其次，设立有信誉而又非国家专门档案机构的文献收藏部门非常有必要。因为，大多数私人文献不可能依程序进入国家档案馆，而无信誉非权威的收藏部门，捐献者又不会放心提供。于是，只好让大量重要史料“失传”、湮没于“废纸”中。当然，这扯得有点远了。经过努力，我们算是“疏通”关节，在几天之内，复印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材料。以下分别加以介绍之。
关于战时的国际援助问题。从1937年到日本投降，美国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共六次，总计价值6.7亿美元，它们分别是1938年12月15日的桐油借款，计2500万美元；1940年3月7日滇锡借款，计2000万美元；1940年9月25日钨砂借款，计2500万美元；12月1日信用借款，计1亿美元；1942年2月7日贷款，计5亿美元。这六笔贷款中，宋子文是后四笔借款和贷款的主要谈判人和协调人。目前学术界对这六笔借款的特点和在中国运用情况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对于这些笔借款和贷款形成的来龙去脉，特别中美双方的谈判情况、借款和贷款的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均缺乏完整描述和系统研究。我们这次查阅宋子文档案，收集了42份有关上述借款和贷款的资料和文献。这些档案中有中美双方的往来电报、宋子文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谈话报告、借款和贷款的详尽清单、国际社会对美国上述活动的反映等等都有详细记录。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40年中国政府争取美国将援助法国的战备物资转供中国以及争取加拿大政府军事物资援助的档案资料。档案显示，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府就向美国政府提出将原来援助法国的各类物资转给中国使用。为此，宋子文在美国游走各方之间，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磋商和协调，结果部分实现了转供中国的目的。此外，1943年加拿大政府通过援助盟军法案后，中国政府曾经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一笔巨额军事物资援助，但是“美军部秘密提出抗议，谓该项军火未得史迪威同意不能通过”。为了争取获得这项援助，宋子文多次秘密会晤加拿大总理及美国有关部门负责人，陈说援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并通过各种手段，排除美国政府的顾虑和担心，最终也部分实现了目的。
关于缅甸战役的情况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成立了中国战区，但是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盟国也没有具体讨论过中国大陆的战略指挥和部署，中国基本上仍是独立作战。在军事上，中国与美英军发生直接关系的就是缅甸战役。因此，国内外史学界普遍认为，盟国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的合作和纷争，构成了大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向。1942年初，日军攻占缅甸，至5月，日军分别进抵中国云南省境内怒江西岸和缅印北部边界，至此，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缅甸保卫战失败后，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中美英之间矛盾陡然呈现。对于缅甸保卫战失败的原因，中国方面将主要责任归结于美方，这样在1942年6、7月间，中美之间出现了两国结盟以来第一次危机。8月，在中美矛盾得到初步缓解后，双方在收复缅甸问题上达成一致，而此时英国方面却强烈地反对中美双方拟定的收复缅甸计划。一时间，各方矛盾错综复杂。在此次查阅宋子文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91份涉及上述事件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十分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政府与美国、英国等盟国的沟通情况，特别是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因素——克里访华前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情况资料；宋子文参与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情况；为了说服英国政府支持缅甸战役计划，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英国方面的谈判、磋商和会晤情况；中美英协商制定、修改和调整缅甸战役作战计划的情况等。
还有一部分蒋介石与宋子文间的密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方面反应强烈，认为蒋介石要打内战，以致不能积极抗日。美国的反应出乎蒋介石意料，他对此极为担忧，特别是担心美方因此会大大减少援华军事和民用物资。为此，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找罗斯福说明情况。宋子文即与罗斯福面谈，说明解决新四军是为了整肃纪律，绝非内战。实际骗得了美国的信任。过去我们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尚未详细掌握美国这种态度的形成和转变过程，这一次可以说是增加了“见识”。
关于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问题。1942年以后，德日法西斯必然溃败的局面已经呈现，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程，美国提出“关于战后世界的总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消灭老的殖民帝国，确立新的大国体制”。美国的战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制，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反复强调，战后盟国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这种合作既要通过一个相应的国际组织，又要通过大国之间恰当地划分势力范围来实现。美国的这些设想显然与英国宣扬的战后“各国依靠它们的传统生存，否则就会灭亡”的老殖民意识存在很大分歧。为了协调双方关系，1943年3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美国。从宋子文档案可以看出，在艾登离开美国的当天，罗斯福总统就会晤了宋子文，明确告诉宋“战后国际组织当以四大国为主体，负责领导。不能采取如前次国联各小国之方。因此，四大国应及早有共同一致的政策”。美国出于控制东亚的目的，力挺中国树立大国地位，拉拢中国，对抗英国。罗斯福明确告诉宋子文：“美国各方对丘吉尔演说轻视中国甚为反对”，“中国将在美国的帮助下，五十年内真正成为世界大国”。5月，罗斯福再次向宋子文详细介绍了策划中的国际组织情况。罗说：“两个国际组织，一个为四强组织，负世界治安之巡警；一个为联合国政治组织。四强组织还将包括南美洲两国、亚洲一国、欧洲两国、地中海东岸一国、英国自治领一国，共11国组成。”罗斯福让宋子文尽速将上述情况通报中国政府。此类文献在宋子文档案中涉及甚多，我们收集了其中很有价值的32份。这32份档案，记录了他与美国总统及美国各部门负责人谋划确立中国战后大国地位的谈话、电报、会谈记录、相互之间的情报交流等。这些档案从一个方面清楚、详细地勾画了战时中国政府参与战后世界格局制定的情况，及参与筹划联合国的情况。
关于香港和西藏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与战后世界格局形成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战时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敏感的外交关系问题。从宋子文档案可以看出，英国出于“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的利益考虑，在中美磋商缅甸战役计划的过程中、在与中国谈判签定中英新约的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其在香港和西藏的殖民利益。在我们收集的有关文献资料中，战时中国政府为了遏制英国政府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公然挑衅，一方面直接对英国政府的错误言论提出抗议；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联合美国政府，掣肘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图谋。档案资料显现，美国政府在关于香港和西藏地位问题上，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甚至罗斯福总统家庭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是罗斯福总统本人态度十分明确，支持中国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宋子文穿梭于美中英之间，既表达了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明确态度，又设法维持了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有关此类档案资料，我们共收集了21份。这些材料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是研究这个阶段对外关系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在把主要精力用于宋子文档案的检索和复印的同时，我们也查阅了胡佛所特藏部与中国有关的其他一些档案。这主要就是开篇提到的克里档案等。
克里档案包括5盒手稿和1封套资料，主要是克里的稿件、笔记、备忘录、报告和会议梗概等。这些档案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中缅印战区的军事行动等。档案中有克里与蒋介石、宋美龄和其他国民党高官的私人通信，还有有关美国志愿团的详细材料。
霍恩贝克档案包括561盒手稿、17盒卡片资料、2个特大封套资料、1个公文资料夹、41个封套资料、1个特大型文件夹、5卷录音带、7英尺厚的大事记。主要是霍恩贝克的私人信件、报告、照片、电报、指令、个人出版物、个人大事记和录音带。这些资料广泛涉及美国与中国、日本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战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形势、战时德国和美国的关系等等内容。这些档案中有日本轰炸中国城市的详细情况记录和照片、有1937年前后日本对中国军事占领的情况介绍。
爱尔曼档案共有26盒手稿和4个封套资料。这些档案包括他的演讲稿、文件稿、信件、手抄广播稿、备忘录、报告、笔记、传记卡片资料、报刊剪辑。主要内容是战时中国特别是上海的状况、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战时美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活动的情况。这些档案中有大量日军在华军事活动的情报稿，还有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行动的珍贵史料。
扬的档案数量庞大，共有119盒手稿、1个封套资料、1个大型公文盒、1本相册、1批录音带。这些档案包括他的日记、通信、报告、发表的文章、统计数字、1929年至1946年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等。
劳德尔迈克档案有14盒手稿和3个封套资料，包括他的通信、著作、文章、照片以及战时中国、日本的水文资料、土地状况调查报告等。这些材料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史极有价值的档案文献，比如在这些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德尔迈克记述的中国难民从沿海向内地流动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战时压力，以及国民政府采取的相应措施等。
托德档案共有68盒手稿、7个大文件盒，包括他的日记、演讲稿、文章、通信、报告、便笺、照片。这些资料主要涉及战时美国在中国的工程项目，特别是江河工程及洪水控制工程；饥荒救助工作；战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策状况。
陈纳德(GeneralClaireleeChennault)的私人文件也收藏在胡佛研究所。陈纳德档案共有12盒手稿、2盒文件夹和3个封套资料。这些档案主要包括私人通信、命令、便笺、报告、演讲稿和文章，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航空援助、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等等内容。与陈纳德档案有关的是胡佛研究所专门建立的中缅印战区“驼峰行动”档案，这批档案虽然只有1盒手稿资料，但内容丰富，涉及“驼峰行动”的决策、各阶段的规划、主要行动展开情况以及每次行动的效果等。这些资料主要是亲历者的手稿和回忆录。
胡佛研究所还保存着魏德迈(GeneralAlbertCWedemeyer)的私人文件。魏氏档案共有141盒手稿、10个大型文件盒、2卷摄影胶片、2本照相册、72个封套资料、19盘磁带、2盒地图和备忘录，主要是命令文稿、工作计划、报告、通信、演讲稿、文章、报刊剪辑等，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的战略规划、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战后美国的各类政策，包括同中国最主要的政治人物的交往，同迪克西使团(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来往信件等。
关于记录中国共产党抗战较为详细的资料集中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档案资料中，胡佛研究所收藏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彼德金上校(ColonelWJPeterkin)的私人文件，就是其中之一。彼德金档案共有8盒手稿、2个封套资料、1盒相册、3卷摄影资料、1盒缩微胶卷、2盒磁带。包括日记抄本、信件、给美国国内的报告和各类地图等。彼德金档案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战时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情况等等。彼德金出版过《在中国内部》一书，对中共的抗日战争有很多正面描述。严厉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要求撤换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魏德迈。此外，美军观察组的另一个成员伊万?伊顿(IvanDYeaton)的文件也收藏在胡佛研究所。伊顿档案有7盒手稿、1个大文件盒和7个封套资料，包括给美国参谋部的报告、备忘录、通信、命令、图表和照片，这些资料涉及他的军事生涯以及他记录的1941年苏联军事力量状况、1941年至1949年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智囊机构情况、1941年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案情况、1944年至1946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此外，胡佛研究所还藏有联合国救济总署(TheChinaOfficeOfTheUnitedNationsReliefAndRehabilitationAdministration)1943至1948年关于中国经济、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所有这些档案都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胡佛所紧张的工作令我们疲惫。每天傍晚，当我们乘上返回旧金山的列车时，都会在车轮有节奏的铿锵声中昏昏睡去。但即使在梦中下意识地触摸到身边塞满材料的行囊，这列车上的假寐也显得那么踏实。离开美丽的湾区几个月了，我们还会不时忆起那捕捉到好材料时的兴奋心境。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